一、一個特殊的研究所

2025年6月，饒毅專門發文提出了“北生所疑問”：“北生所是靠什么優點，聚焦和支持了邵峰、李文輝、柴繼杰、周儉民、張宏、朱冰、張二荃等年輕人？為什么支持了李文輝、張二荃這類沒有‘帽子’、顯眼文章偏少的科學家，即使在他們年輕、產出較低的時期？”

饒毅可能是最有資格提出這個問題的人，他是北生所的創建者之一，并曾擔任首任學術副所長。當然，他也是最知道答案的人。

科學創新，靠人，也靠機制。要讓優秀的年輕人脫穎而出，最清晰的路，是建造一個能屏蔽外界噪音的體系。北生所為這個體系立下了三根支柱：穩定的經費以及高水平的人力和技術支持、五年一次的國際評估、純粹的科研氛圍。

1、支持“科學豪賭”

“這件事很難，最后很可能是一場空。”決定回國前，李文輝對王曉東說。“你都不怕失敗，我們還怕什么？”王曉東回答，“所里會全力支持你。”

2007年前，李文輝在哈佛大學醫學院工作，已經是享有名氣的病毒學家。他想離開原本順利開展的HIV（艾滋病毒）研究，因為做HIV的人挺多的，研究的問題已經很細了。他想，科學應該對人的疾病能有幫助，能解決的疾病越大、越重要越好。乙肝恰好是這樣的領域，而且里面有很多重要問題還沒有被解決。

乙肝病毒是困擾人類最深的病毒之一，每年導致上百萬人死亡，僅在中國就有近1億感染者。與此同時，已有藥物均無法根治乙肝，患者須終身服藥。受體是病毒入侵的第一道門，只有找到它，才能了解乙肝感染機制，從而開發更有效的藥物。40多年來，無數科學家致力于此，但都無功而返。

李文輝決心去尋找乙肝受體，這是他理想中的“難而正確的事”。但在美國，乙肝不在疾病譜前端，支持基金很少。他回到中國，加入了那個唯一能支持他做這場豪賭的研究所。

2012年，李文輝實驗室在世界上首次發現了乙肝病毒和丁肝病毒感染人體細胞的功能受體為鈉離子牛磺膽酸共轉運蛋白（NTCP）。這被視為過去30年來，在乙肝研究領域最重要的、里程碑式的發現。這一發現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研究乙肝病毒的技術手段，也讓針對病毒入侵環節的系統性藥物篩選成為可能。他賭贏了。

后來，李文輝透露，在實驗最關鍵的那段時間，因為神經高度緊張，他的手臂會不受控制地抖動，刷牙時會不由自主地干嘔。

李文輝發現乙肝病毒受體那年，湯楠在美國做完博后研究，回國加入北生所。選擇北生所的原因，一是這里的科研氛圍，二是這里可以讓她做想做的事。

北生所尊重科學家的個人判斷，研究方向由科學家決定，這是對很多科學家的極致吸引。做真正重大的、有意思的方向，是許多科學家的夢想，但即使在美國，很多人也不得不繼續做博后期間的研究，因為做新領域很難申請到資助。

回國后，湯楠幾乎沒繼續博后時期做的肺氣管發育研究，轉而投向她認為更重要領域：肺再生與肺疾病。

肺是維系生命的重要器官，肺癌、慢阻肺、肺纖維化等危及千萬人生命的疾病都和肺再生機制息息相關。赴美留學前，湯楠當過4年醫生，她非常清楚肺再生研究意味著什么。但是，肺研究當時在國際學界很冷門，20年里幾無進展。原因很現實：在全球，得肺病的多是窮人，制藥公司不愿投錢，研究經費也難申請。

北生所歡迎這樣的前沿探索。在這里，湯楠選擇從肺再生入手。這是一片科研無人區，連續幾年，她毫無頭緒，始終未能尋得研究突破口。但她心態很好，相信只要把模型建好，扎扎實實做好基礎工作，總能找準切入點。

堅持最終也帶來了回響。最近幾年，湯楠團隊在肺再生與疾病的生物學機制上取得一系列突破，系統揭示了特發性肺纖維化發生的關鍵細胞與分子機制，并且在治療肺纖維化等難治性疾病方面取得了可喜進展。

2、給足經費，給足時間

2023年，未來科學大獎第三次選中北生所做出的成果。那一年，柴繼杰和周儉民共同獲獎，獲獎成果是他們從加入北生所起就開始合作研究的課題。

2003年的一個雪天，在美國紐黑文國際機場附近的一家酒店，兩個年輕人第一次相遇。在那里，北生所進行了首次公開招聘面試，柴繼杰和周儉民同時成為北生所首批PI（研究負責人）。

北生所給了他們一份具有相當吸引力的待遇：200萬元科研經費、80萬元安家費、30萬元稅后工資。同一時期，北大教授年薪還不到10萬元。

除了待遇高，更讓他們心動的是，這些經費不需要打破頭去跟別人競爭、去走關系。周儉民說：“我特別怕跟人打交道。在北生所，我專心做事就行了。”

2004年，在北生所紅色4層建筑里，兩人再次相遇，他們的實驗室都在二樓，面對面。柴繼杰是結構生物學家，博后階段在施一公實驗室研究細胞凋亡，開始在北生所獨立做科研后，他希望找有別于過去的研究方向。周儉民是植物免疫學家，正在關注困擾了學界幾十年的植物抗病問題。做實驗之余，兩人偶爾一起聊天，周儉民就和他講自己這個研究方向為什么重要。

植物和動物一樣有免疫系統，具有抵抗病蟲害的能力，這早已是植物學界的共識。但在上世紀90年代之后，植物的免疫系統如何對抗病蟲害、如何在分子的水平行使生物學功能，成了科學家們始終難以求解的謎題。幾次交流后，他們達成共識：常規的研究手段已經窮盡，結構生物學手段或許大有用武之地。

2019年，他們首次完成了抗病小體的發現和功能解析，這被視為植物先天免疫領域的里程碑發現，兩人也成為科學家互贏、取長補短的楷模。

雖然他們已經先后于2010年、2012年離開北生所，但至今他們仍認為北生所對他們的研究生涯有不可取代的意義。一起拿獎那天，站在臺上為他們宣讀獲獎理由的人，正是王曉東。

2011年，在柴繼杰離開北生所后不久，年輕的張二荃帶著他全新的目標課題搬進柴繼杰曾經的實驗室，成為這里的新主人。

和這里的很多科學家一樣，張二荃研究的生物節律領域冷門、復雜，需要長時間“坐冷板凳”。2020年，他從近萬種候選化合物中，篩選出可以調節生物鐘的蟲草素。2025年，他又揭示了一種名為RUVBL2的P-環NTP酶在生物鐘調控中的核心作用。至此，他找到了生物鐘進化中的核心分子，填補了從藍藻到人類生物鐘進化路徑上的關鍵空白，這是困擾學界數十年的難題。

正是張二荃取得的這些突破性成果，讓饒毅發出了“北生所疑問”。饒毅認為，如果張二荃的工作進一步經時間考驗、經全世界驗證，很可能成為中國迄今在生命科學基本概念上最重要的突破。

這些成果，是張二荃到北生所9年后才陸續做出來的。做晝夜節律研究實驗周期很長，一個實驗以星期為單位，而其他實驗室的實驗往往一天就可以迭代好幾輪。他回國12年后才開始發CNS（細胞、自然、科學三大雜志的簡稱）論文，在此之前，他身上沒有外界的聚光燈，頭上一個“帽子”也沒有。在國內其他科研院所，這類沒有“帽子”、顯眼文章偏少的科學家，要拿到經費都是難事，更不用說獲得晉升和待遇了。但在北生所，張二荃沒有失去什么。

很多科學家都告訴經濟觀察報，不設短期考核，是北生所科研機制體系的關鍵設計。科研就像挖金礦，一旦挖到了，就可能有爆發式的發現。但更多時候，大家是在挖掘的過程中，如果非要中途交成果，可能就把階段性的東西交出去了，破壞了系統性，很多重大發現就找不到了。

用王曉東的話說，科學家在探索過程中很少能取得真正的成功，因此科學家最怕的，就是在這條本就艱難的路上，再套上重重枷鎖：只能走這條路，不能走那條路；只能帶兩天干糧，第三天餓了再來申請……既然都不知道該怎么在前沿科學探索中走哪條路，那就應該選最好的科學家，讓他們自己想哪條路該走。

3、國際同行匿名評審，杜絕人情關系

一流的科研條件和充分的科研自由，必須由一流的成果來驗證：北生所的科學家需要接受國際同行匿名評估，5年一次。

考核前，科學家需要把學術成績、研究思考、未來計劃寫成材料，由所領導發給本領域10位國際同行，這些同行至少是某個知名大學的教授。這些同行需要書面回答3個問題：依據過去5年的工作，此人若在你們的研究機構能不能得到晉升？此人5年的研究成果，是否有對你們的科研產生影響？基于他已完成的工作及未來研究計劃，能不能成為該領域的領軍人物？

按照北生所的規定，第一次評估時，前兩個問題必須通過；第二次評估時，三個問題都要通過。

在北生所，科學家沒有“鐵飯碗”，約五分之一的PI因評估未通過而離開。

為何要設計國際同行匿名評估制度？王曉東說，一是保證評估水準，二是杜絕人情關系。如果他本人沒通過評估，也一樣會走人。

5年的考核周期已經很長，但有不少科學家仍有壓力。

從2007年回國到2012年，李文輝只在《生物化學雜志》上發表過一篇關于手足口病的小論文。評估期將至，他的乙肝受體研究尚未取得決定性突破。所長王曉東和學術副所長邵峰在了解情況后，為他破例延期。

幾個月后，李文輝發現了乙肝病毒入侵人體的關鍵受體NTCP。在隨后的國際評估中，十封匿名評審信給予了壓倒性的最高評價——李文輝把乙肝病毒研究領域至少向前推進了20年。基于此，北生所將李文輝從研究員破格晉升為資深研究員，待遇與經費連升兩級。

在李文輝之后，張二荃、董夢秋等科學家，都曾在類似的情況下，獲得過關鍵的緩沖期。

4、不拘一格降人才

拿到未來科學大獎后，人們驚訝于柴繼杰的履歷。他本科在大連輕工業學院造紙專業就讀，畢業后被分配到丹東鴨綠江造紙廠做助理工程師，一干就是4年。到北生所開始獨立科研道路時，他已經38歲了。

直到現在，“從造紙廠到科學家”的經歷，依然是他身上很重的一個標簽。

人們愛聽這樣的逆襲故事，某種程度上折射出社會對“第一學歷”的重視，柴繼杰也收到過不同的眼光。從造紙廠考上石油化工科學研究院研究生時，他班里有9個學生，其中4個來自清華大學。學校對柴繼杰的背景難以置信，專門派人到造紙廠去了解情況。

參加北生所招聘面試時，導師施一公帶著他驅車前往。柴繼杰的面試表現并不理想，一共13位候選人進入最終面試，6人順利入選，他排在第七位。按常規，面試時要講自己的Future Plan（未來計劃）和Research Plan（研究計劃），但他不是個善于表達的人，在對待科學時，他更喜歡去想、去做，而不是去說。

北生所不看重面試者已有的科研成果本身，而是通過這些成果去預判他們未來的發展空間和潛力。個別評委對柴繼杰的潛力存有疑慮。最后，王曉東問施一公：“如果柴繼杰和你做同一個課題，你給他幾分贏面？”施一公回答：“我的勝率大約50%。”

就這樣，柴繼杰加入了北生所。

2010年，剛剛在美國完成博士及博士后研究的張二荃登上了回國的航班。在幾個面試中，他對其中一個機會最向往，也最沒底，那就是北生所。

面試核心環節是一場1小時公開報告。講臺上的張二荃太想加入這里了，越是想，舌頭越是打結，講得磕磕絆絆。臺下坐著的是中國生命科學領域最敏銳的一批頭腦，走下講臺時，他覺得自己肯定沒戲了。

投票結果不出他所料，絕大多數人投了反對票。

然而，有兩張贊成票，堅定地投給了他。

一張來自饒毅，多年來，饒毅在北大講授生物鐘專題課，對張二荃的研究領域了如指掌。

另一張贊成票多少有些出乎眾人意料——它來自邵峰，這位以犀利挑剔著稱的科學家，研究的細菌感染與張二荃的晝夜節律相隔甚遠。

在與張二荃的一對一交談中，他們都察覺到眼前這個年輕人確實懂，而且有想法。當時還很年輕的邵峰專門找到所長王曉東，要求招聘張二荃。

面試結束后，自覺希望渺茫的張二荃給饒毅發郵件，詢問是否可以申請北大，當時已經是北大生命科學學院院長的饒毅欣然應允。就在他準備動身面試時，北生所的錄取通知意外地來了。他問饒毅，該選哪一個？饒毅回復：“of course北生所。”

北生所選人有“三不唯”——不唯出身、不唯論文、不唯學歷。北生所選人看重三條，第一是候選人以前做過什么事，第二是想做什么事，第三是能不能把做過的事和想做的事說清楚。王曉東常說：“我們選的是人，而不只是你之前的某個成果。”

蘇俊是北生所最年輕的PI，這個1994年出生的年輕人，和許多科學家不一樣，他染不同顏色的頭發，喜歡探店、逛閑魚，科研做得沉甸甸，但不苦哈哈。他在香港長大，在德國求學，之所以來到北京，是因為他認為國內只有北生所有條件讓他安心做想做的科研。

蘇俊面試過兩次北生所，第一次是2019年，他才25歲，已經憑借一篇Science論文拿到博士學位。王曉東和邵峰認為他太年輕了，雖然已經有了很好的成果，但只有一個，很難通過面試看出來其中有多少是來自自己的努力，而不是導師的幫助。

2022年，蘇俊博士后出站并且又發了一篇Science，他再次參與了北生所的面試。這一次，王曉東和邵峰沒問太多和課題相關的問題，而是問他如果到北生所，想做什么樣的研究？蘇俊回答：“我想完全跳出以前做的方向。”

這一次他如愿以償。

開始獨立做科研時，這個年輕人的實驗室面積和所長王曉東的一樣大，學生名額也一樣多。在國內大多數科研院所，這是難以想象的。

三、智力生活空間

在北生所，食堂是道風景線，好吃、自在，很多科學靈感都來自飯桌上。經濟觀察報記者曾幾次和不同科學家到這兒吃飯，總能看到正在討論問題的科學家和學生們。一次，王曉東端著餐盤從旁走過，沒有人停下話頭，也沒有人上前寒暄。

北生所的領導層有一些共性：極高的學術修養和洞察力，對己克制，共享而非攫取資源。王曉東甚至出讓自己實驗室的資源支持其他PI工作。與多數沒有學術領導、只有行政領導的學術單位不同，北生所將學術和行政事務完全分開。在北生所，錢、人事等事務由行政副所長負責，王曉東、邵峰則專注學術，負責帶領大家開展學術活動。

“很多壓力都在曉東那兒，他就像一把傘，擋住了外面的噪音。”湯楠說。

擋住噪音，在內部開辟純粹的智力生活空間，讓科學回歸科學本身——這是王曉東樸素的管理智慧。

每周二晚上的PI Club，是北生所最重要的學術活動之一。在這個關起門來的會上，他們會輪流把自己沒發表的、有意思的課題拿出來講，收到的意見大多是批評性的。

李文輝說：“有些所外的人看到我們這個會，一下子眼睛都睜大了——你們竟然這么直白。”

“碰撞”時常發生。沒有收到問題和受到批評的研究要么無趣，要么不夠前沿。李文輝覺得，經過了內部最嚴苛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后，在外參加任何會議時，聽到的都是和風細雨。

科學家作報告時，被當場打斷是常態。“你為什么這么做”“你這兒不太嚴謹”“這一步證據不足”“主觀成分太多”......或是“你這個很好，我正好有個技術可以跟你合作”。爭論時常蔓延到會后的飯桌，有時，有人會說：“曉東，你上次提的意見，我回去查了一下，發現某個細節可能不是那樣。”

只要不出差，湯楠一定會參加PI Club。輪到自己作報告時，她會比到任何國際會議作報告還要認真，因為同事們比審稿人更嚴苛。在她看來，用自己一小時的講述，換取幾十顆頂尖頭腦同時為一個問題高速運轉，是世界上最奢侈的頭腦風暴。

臺下，同事們不會想這是不是個好故事，有沒有踩中潮流，能不能發表在好雜志上，而是看這個發現是否禁得住琢磨，是否在多年后依然會被人提起，是否是無法繞開的核心發現。北生所PI蔣輝說，王曉東和邵峰都是細節控，提問題一針見血，“不出汗是不可能的”。

北生所內部追求科學品位，如果能靠巧妙辦法而不靠堆資源解決真問題，大家會非常欣賞。在PI Club上，如果有人分享沒有科學品位的研究，會被同事鄙視，這就是所謂的peer pressure（同行壓力）。“當然不會有人身攻擊，但自己就會難為情：我怎么會花這么多錢去做這個？”張二荃說。

邵峰是提批評性意見最多的人。張二荃曾因一個學術問題與他激烈爭論，第二天略帶歉意地去找他溝通。邵峰說：“沒關系，我只是說我認為正確的事。”

幾年前，邵峰在PI Club上分享他細菌自噬的工作，那個工作非常難，現在已經變成自噬領域的經典研究。當時，邵峰極力給大家推薦在這項工作里開發的高難度技術——將很難定量的細菌自噬水平高低轉化成高通量流式細胞儀可分析的定量信號，從而進行全基因組篩選。蔣輝聽進去了，并將它用到自己關注的線粒體研究上來，變成了他實驗室最常用和核心的技術。

這樣的智力生活空間不僅給了科學家潛心研究的環境，也給了學生做好科研、愛上科研的象牙塔。北生所努力營造一種讓老師圍著學生轉，而不是學生圍著老師轉的小環境，這種環境對學生極具吸引力。

“在我們所，學生地位比PI高。”張二荃說。

這句玩笑背后，是一套嚴肅的制度設計。王曉東堅持學生錄取后必須輪轉，這給了學生選擇權，也給PI造成壓力。

在傳統實驗室內部，導師是天然的掌權者，而學生幾乎處于絕對的弱勢地位。但在北生所，由于學生和導師雙向選擇，口碑差的老師可能招不到學生。如果學生進入實驗室后發現和導師不匹配，可以要求換實驗室，“no question asked（不需要理由）”。

壓迫幾乎沒有生存的土壤，肆意生長的，是和老師一起啃硬骨頭的熱情。

北生所無法獨立授予學位，學生學籍掛靠合作高校，多年前，曾有學校不允許博士生在讀期間生孩子，這個規則在學校里沒有碰壁，但被轉發到北生所后引發軒然大波。有學生發公開郵件質疑：“我們號稱全國最好的研究所之一，怎么能做這種事？”王曉東公開表態：“我完全理解大家，我的第一個孩子就是讀博時出生。”最終，這條不合理規定在北生所被豁免。

蔣輝曾經擔任北生所研究生院院長，在他看來，讓老師圍著學生轉的核心有二。一是在制度上，北生所排除了院士帶幾個大帽子教授，下面還有副教授、助理教授這樣的大團隊。在北生所，導師下面就是博后和學生，導師的時間只能花在學生上，不假手他人。二是北生所多數老師沒有行政職務，像研究生院院長這樣的崗位，一直是大家輪流兼任給大家服務，沒人認為這是個官位，更沒人覺得卸任是遺憾。

四、北生所的“新莊稼”

北生所坐落在北京市昌平區的生命科學園里，距離市中心約20公里。站在生命科學園科學園路中段環顧，可以看到一條路分出的兩個世界：西側，靜立著一座紅色建筑，那是北生所標志性的4層小樓；東側，矗立著一片白色樓宇，那是百濟神州的研發中心。

這里是中國醫藥創新最傳奇的轉化之路。一側，科學家以星期甚至以年為單位，追蹤一個蛋白質的構象變化、一只小鼠的晝夜節律；另一側，臨床研究人員以天甚至以秒為單位，推動創新藥在全球范圍內的早期研發和臨床試驗。

北生所和百濟神州直線距離不過百米。將兩個世界緊密聯結的，是同一個名字——王曉東。

在北生所紅色小樓大廳的一面墻上，是研究所發表的論文照片，記錄著科學家們對人類認知邊界的一次次拓展。旁邊有幾幅不起眼的照片，那是從北生所走出的幾家企業：百濟神州、華輝安健、炎明生物、維泰瑞隆、普沐生物。王曉東管它們叫北生所的“新莊稼”。

這些“新莊稼”的誕生，要從王曉東回國說起。

在北生所的最初7年，王曉東一直在美國工作，以兼職的形式和鄧興旺一起擔任北生所的共同所長。2010年10月1日，47歲的王曉東辭去在美教職。促使他回國的，是北生所悄然顯形的危機。

自成立起，北生所每年有來自科技部和北京市政府的1.3億元的穩定財政支持。頭幾年，中國經濟尚未高速發展，北生所人也少，這筆錢足夠給科學家們提供很好的待遇。2008年之后，中國投向科技的資金指數級增長，很多院所的經費在短時間內把北生所甩在了后面。為了從北生所挖人，有的院所不惜許諾雙倍的工資和科研經費。

錢不夠了，新的資金來源一時半會兒看不見；人開始外流，科學家被挖走，共同所長和學術副所長也去了北大。當時，擺在王曉東面前的路只有兩條，要么放棄，要么硬扛。

王曉東的選擇出乎所有人意料，他的心態是：“不能同日同月生（入職），可以同日同月死。”

2012年前后，北生所的離職潮達到了頂峰。2026年初，王曉東撰文回憶起當時的情形：短時間內，有11位實驗室主任相繼跳槽。加上之前其他原因離職的7位，北生所的實驗樓突然間空蕩了起來。

那是北生所最艱難的時節。張二荃記得2012年的一天，時任行政副所長智剛對他說：“二荃，你立功了！”他不明所以，智剛接著說：“你‘青年千人’的200萬元經費到賬了，我挪去還了水電費，不然我們就要停電了。”

回國后，王曉東想過很多解決危機的方案，最終，他選了一條最難，也最踏實的路：繼續咬牙堅持，繼續做能影響世界的原創工作，同時開辟新賽道，進軍經濟主戰場。

打定主意后，王曉東決定重新設計一張網，把長期橫亙在產學研之間的堵點打通。

下場創業時，他抱著兩種想法：

第一，這些年，北生所持續在生命機制上做出原創發現。為什么要被動等著工業界來“撈魚”，而不是自己“結網”？

第二，北京市為什么要長期支持一個以基礎科研為主的研究所？北生所的科研成果為什么不能就地轉化，服務地方經濟呢？

百濟神州的成功帶來了示范效應。2019年，百濟神州自主研發的澤布替尼上市，成為第一個在美上市的中國創新藥，王曉東當時說，這件事最大的意義在于證明“此路可通”——百濟能做，那以后很多人都能做。

2026年2月，王曉東向經濟觀察報重申了這一觀點：“大家都認為，‘我比王曉東強多了，他能做，我也能做’，很多人就這么想的。現在，不就這么多公司都起來了嗎？”

李文輝、隋建華夫婦的公司也是這樣起來的。

2012年，就在丈夫李文輝因為逐漸靠近答案而神經興奮時，隋建華從哈佛大學醫學院回國，在北生所創建生物制品中心和抗體中心并擔任主任。那段時期，北生所陸續新建了多個技術平臺，如高通量化合物篩選、藥物化學、人源化抗體、計算機輔助設計等，這些平臺跨越了傳統上學術界基礎性探索性研究到應用研究過程中的“三不管”地界。

這些技術平臺的存在，讓北生所具備了轉化優勢。當科學家做出有潛力解決重大疾病的發現后，他們可以往前走一下，做出可被社會估價的藥物前體，甚至能夠走到被社會資本接受的地步。

技術平臺之外，北生所還專門聘請了律師幫助科學家寫專利、做成果轉化的初步規劃，讓科學家們盡量少踩坑。

打通堵點后，北生所的科學家們得以有機會走出研究所，走到另一個真刀真槍的市場中去。而且，和王曉東創立百濟神州時期尚是一片荒原的創新藥市場不同，他們遇上了兩個前所未有的機會，一是中國創新藥行業經過了幾年的高速發展，源頭創新藥有了生存土壤；二是北生所的科研經過多年孕育慢慢走到結果期，真正的原始創新發現陸續誕生。

2012年，經過5年潛心研究，李文輝實驗室發現了乙肝病毒受體。這一發現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研究乙肝病毒的技術手段，針對病毒入侵環節的系統性藥物篩選成為可能。

2014年7月，經過兩年多篩選和優化研究，隋建華鎖定了后來成為立貝韋塔單抗的那個分子。半年后，在北京市科委的支持下，華輝安健注冊成立。

隨后幾年，另外幾位同事陸續創業，王曉東和張志遠創建維泰瑞隆（2018）、邵峰創建炎明生物（2020）、湯楠創建普沐生物（2020）、羅敏敏創建健達九州（2023），它們的總部均設在生命科學園，離北生所都只有約一公里。

五、學費和果實

2010年，王曉東與同樣看好中國創新藥行業未來的歐雷強一拍即合，一起創辦百濟神州。他還勸說了自己的學生汪來回國加入百濟神州。當時，中國每年有400多萬腫瘤新發患者，但還沒有一款自己的腫瘤藥，他們希望百濟神州能彌補中國沒有腫瘤藥的缺憾。

王曉東告訴經濟觀察報，創辦百濟神州之后，從實驗室立項，到臨床試驗、注冊、生產制造，再到商業化，每一步都要從頭探索，交了不少學費。

創業初期，團隊做出了候選藥物，便委托德國制藥巨頭勃林格殷格翰代工。結果樣品剛寄到，對方就退了回來，斷言“這根本不可能成藥”。

“如果真是這樣，公司當時就死了。”王曉東說。但團隊里的科學家們不服，埋頭扎進實驗室，用大量數據反復驗證，最終證明是對方的判斷錯了。

新藥研發是件燒錢的事。2012年，澤布替尼項目剛剛上線，但百濟神州賬上的錢幾乎花完了。最艱難那個月，百濟神州賬上只剩一萬多元，而當時公司有上百人，臨床試驗還在推進，王曉東都不知道下個月該怎么辦。

故事的轉折就在絕境的不遠處。2013年，百濟神州和默克雪蘭諾簽約，轉讓了兩款藥物的海外權益，換回一筆超4億美元的救命資金。2014年，百濟神州完成7500萬美元A輪融資，從此成為資本的寵兒。2015年，中國政府啟動藥審改革。此后10年，中國創新藥開啟了新時代，逐漸與世界接軌。

挖第一鋤地時，王曉東只是抱著種試驗田的心態，去做一件看起來不可能成的事情。很多時候他只是想，明天不餓死就算不錯了。他沒想到百濟神州會成為明星公司，更沒想到北生所會走出這么多企業、有如今的氣象。

在北生所，王曉東對大家說過一句話：“沒有死過，就不知道該怎么活。”

創業后，當企業資金幾乎燒完，管線還等著更多錢和人去推進時，隋建華才真正理解了這句話。

2022年底，新冠疫情防控結束，華輝安健耗資近3億元研發、即將完成3期臨床研究的一類創新抗新冠鼻噴霧劑藥物HH-120未能推向市場。屋漏偏逢連夜雨，2022年后，中國創新藥行業由熱轉冷，一大批生物科技公司遭遇現金流危機，華輝安健也未能幸免。2023年，資金青黃不接，華輝安健陸續裁了3成員工。“就像任何偉大的公司都有過瀕死體驗一樣，那是我們的至暗時刻。”華輝安健聯合創始人黃嵩說。

危難之際，一筆關鍵資金挽救了華輝安健。2024年3月，華輝安健獲得2億元融資，投資方為北京市醫藥健康產業投資基金。

2026年3月16日，立貝韋塔單抗開出全球首方，真正走向臨床應用階段。這是第一個從北生所孵化出來的源頭創新藥物。多年前實驗室的原始發現，最終真切地幫到現實中的病人，這是對科學家最好的獎賞。

幾天后，國家藥監局調研組走進北生所，調研“從0到1”的新藥研發。在會上，國家藥監局副局長黃果明確表態：國家將進一步聚焦源頭創新，支持那些從源頭誕生的創新。

一位參與了這次調研的藥監系統人士對經濟觀察報說，近兩年，中國新藥研發的重心正在發生轉移，從過去的跟隨與仿制，轉向推動真正的全球新藥誕生。未來可能在國際上產生影響力的中國藥企有兩種，一種是恒瑞醫藥、百濟神州這樣的大型制藥企業，憑借工程化能力將創新轉化為市場；另一種，則是做真正原始創新的生物科技公司。

從北生所走出的，幾乎都是這樣的公司。

現在，北生所孕育出的這些公司正在加速推進更多源頭創新藥物上市。就在2026年3月，炎明生物自主研發的小分子先天免疫激動劑PTT-936獲準在中國開展非肌層浸潤性膀胱癌的臨床研究。同一個月，湯楠創辦的普沐生物也宣布其潛在全球首創新藥PMG1015獲美國FDA授予的快速通道認定。

王曉東也沒有停下他的創業腳步。百濟神州取得成功后，他在2018年創辦了維泰瑞隆。這一次，他關注到中國越來越嚴重的老齡化問題，希望新公司能對提高老年人生活質量有所作為。

來源：經濟觀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