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協和醫學院坐落在北京市王府井，在游人如織的京城繁華之地，這座灰墻碧瓦的中式小院卻顯得格外樸素寧靜。這座小院在中國醫學發展史上有著里程碑式的意義，100多年前，西方醫學正是從這里走進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度。

作為中國最著名的醫學高等學府，北京協和醫學院曾創造了無數的輝煌與奇跡，也一直引領著中國醫院教育發展的方向。如今，社會的發展、人類生活方式的變化，極大地改變了人類的健康狀況。隨著新的醫學模式應運而生，醫學教育是否也要作出相應的改變？在醫患關系、醫保問題已經成為社會熱點問題的今天，我們的醫學教育又必須有哪些“中國特色”？這是北京協和醫學院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曾益新經常思考的問題。

醫學人才應該是復合型多學科的人才

疾病是由某種生物醫學原因（一個病毒、一個細菌）引起的，醫生的責任就是想方設法把這個病毒殺掉。過去幾十年來，這種把病人看成一種生物學現象的生物醫學模式，把醫學機械化、簡單化，忽略了人性的因素。

而隨著傳染病在人類死亡病例里面減低，以心血管、惡性腫瘤、代謝性疾病、慢性呼吸道疾病為代表的慢性非傳染性疾病成為人類健康的最主要殺手。這種慢性病成為現代醫學的主要對象后，醫學模式也從以前簡單的生物醫學模式轉變為社會心理生物醫學模式，對醫生也提出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樣的要求。

“這些疾病的成因，既有生物學的發病原因，也有心理方面的發病原因，更有社會學上的發病原因，這對醫生的崗位素質、崗位能力有了一個更加全面的要求。醫生必須要有寬厚的知識面，必須有對人心理需求、情感的全面了解和認識，才能勝任崗位。”曾益新說，“我們的醫學教育也必須適應這種醫學模式的轉變而進行改變。另外，醫科確實與文科、理科不一樣。醫科既需要理科的理性思維和嚴謹的邏輯推理，比如根據病人的癥狀，基于其他證據作一步步的推理，獲得診斷而制定治療方案。另一方面，從工作的需求來看，當個好醫生又需要高超的溝通藝術、活潑的氣質，還需要有強烈的人文情懷，所以醫科確實是多學科融合的復合學科。”

1991年，美國的MCAT（醫學院入學考試）就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增加了很多社會學、人類學方面的考試內容。

曾益新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有位老教授在一次座談會上指出，在預科階段的人文、心理、社會課程的側重點應該是如何從病人及家屬的角度看待醫學；到了臨床階段，側重點則應該是如何從醫學的角度看待病人和家屬。他認為這個觀點很有道理，對人文課程的開設具有指導意義。目前，北京協和醫學院的教學計劃中已經開設了社會學的課程，正在制定的新的八年課程計劃中也在考慮如何在預科及后續課程中把人文、社會、心理學的知識與專業知識整合到一起，融合到整個8年的教育過程中去。

醫學教育需要進一步規范

近日有媒體報道，中國每年的60萬醫學畢業生中只有10萬當醫生，另外50萬選擇從事其他職業。一方面是社會對醫生，尤其是優秀醫生的需求量非常大；另一方面，卻是醫學人才大量“逃離”醫學事業。這不得不讓大家反思，中國的醫學教育出現了什么問題？

不可否認，這與近些年來中國高校，尤其是中國醫科高校的擴招有很大關系。

“高進、優教、嚴出”的標準，三基（基本理念、基本技能、基本知識）三嚴（嚴格的要求、嚴格的態度、嚴格的作風）的傳統，協和醫學院的這些教學理念和作風影響了上個世紀中國的醫學教育，被推廣到了中國的醫學教學體系中。

后來教育市場化，教育變成了一種市場經濟行為，學校經費的獲得取決于學生的數量，以至于許多醫學院也大力擴招，有的臨床醫學專業每年招生達千人以上。但是，由于醫學教育的特殊性，擴招導致的師生比變大、教學資源嚴重不足的局面，使得很多學生參與不了規范的實驗課和臨床訓練。而這讓合格的醫學人才培養成果大打折扣，于是出現大量醫學畢業生從事非醫學職業的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

“我覺得，當年整個大學教育規模擴招，讓國民有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是中國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需求。大學教育的普及，是國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要轉變。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階段性的，我們不能因此去否定過去的規模擴張，但現在要把質量放在更高的位置。高等教育經過大規模的擴招后，現在更需要的可能是內涵建設、質量建設。”曾益新介紹說，醫學院的盲目、過度擴張也并非中國獨特的現象，100年前美國也曾面臨著同樣的情況。

當時，美國有100多所醫學院校招生，招生素質參差不齊，起點不一，亂七八糟。直到上個世紀初，美國才下決心整頓醫學教育，把招生的醫學院減至100所左右，對醫學的招生起點和學制作了全面系統和規范的要求。

協和的定位是培養未來的醫界領袖

“社會對優秀醫生的需求量非常大，協和醫學院理論上有責任為社會培養更多的優秀醫生。”曾益新強調，但是在協和，質量第一仍然是醫學教學堅持的理念。在教學中，嚴格考慮各種資源與學生的比率，如師生比、教學資源等等。

“每個醫院都有自己的目標，而協和的定位就是培養未來的醫界領袖。”而對所謂的“醫界領袖”，他認為，并不僅僅體現在行業職務、行政職務抑或衛生政策的參與力，而是每一名醫學生身體里蘊藏的獨特的行醫理念、嚴謹的執業方式、不斷創新的科學理念、高尚的醫德醫風，這些為社會和同行所稱頌的行為，都將潛移默化地引領我國醫學的發展。

目前，協和的師生比在國內也是極高的，如果只算基礎學院和協和醫院，基本上是三個老師對一個學生，再算上其他附屬醫院，師生比則更高。這樣的設置也是完全參照了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的標準。事實上，協和醫學院成立之初就是按照國際標準來制定各種教學制度。

在曾益新看來，協和醫學院對于現在高等醫學界的意義，在于設定中國醫學界的標準，引領醫學教育的發展方向。“追求每個學生都能得到很好的實踐機會和操作機會，嚴格的過程要求等等，這些并不是每個學校都能做得到，但是大家都應該知道朝哪個方向努力。”當然，他也坦承，讓全國的醫學院都按協和的師生比和資源比來配置也是不現實的，“但是，不一定非要達到三比一，把每年招兩千本科生壓縮到二三百，保證高質量也是有可能的”。

醫學教育盲目擴張后產生的問題，政府有關部門已經意識到其嚴重性，現在明令禁止醫學院擴招，原則上不再興建新的醫學院。但中國的醫學教育是定位于精英教育還是大眾化教育？是小規模教育還是大眾化教育？目前這些問題仍在討論中。

而曾益新堅定地認為，醫學教育就是精英教育，也必須是精英教育。一方面，現在醫生面臨的問題和社會對醫生的要求注定醫生必須有較高的素質；另一方面，我國也具有培養精英醫生的總體能力和潛能，中國的教學能力是可以做到的。“只要有一個很好的規劃，評估醫療機構的需求量，根據社會的需求確定培養數量，嚴格設定最低標準，使教學資源得到良好運用。”

在教學中傳遞人文關懷

協和的醫學教育，不僅在高進、優教、嚴出的每一個環節塑造和定義了精英，更是體現在人才培養中對醫學生的人文關懷的重視和培養中。

“尤其在醫患矛盾突出的這種特殊的情況下，對病人給予更多的人文關懷就顯得特別必要。”曾益新介紹說，協和醫學院人文方面的課程會更多一些，“我們有自己專門的社會科學系，并打算將其擴建成一個人文學院并進一步豐富它的內容。從人文、法律、心理學等更多層面設置課程內容。同時，也要關注醫學生的心理需求。”在他看來，學生只有在學習過程中得到了很好的人文關懷，才能把這種關懷傳遞到病人身上去。

在整個課程中把人文、科學的內容加進去，把人文的情懷貫穿到專業里，貫穿到8年的課程里。協和醫學院還在學生四年級后的第一個暑假，把他們送到農村的鄉鎮衛生院生活一個月。讓他們與鄉村醫生同吃同住同工作，其目的在于讓學生了解中國基層的農民以及醫務人員的生存狀態、基層疾病的狀態。還有一個環節是讓學生在六年級的暑假到國外著名的醫院學習四個星期，看看國外最好的醫療機構是如何體現人文關懷的理念。

“通過這兩個環節，一個下基層，一個去國外，建立起學生對人文精神的切身感悟和體驗。”曾益新說道，“培養人文精神不在于對學生灌輸了多少理念，而必須要有他自己的人生經驗和感悟，他才會有一種自發的人文情懷。只有親身經歷了基層如此艱難的狀態，才能建立起學生對中國社會基層的一種認識；只有有了認識和覺悟后，對基層百姓窮困境遇的認知才能建立起來，他們的人文精神和社會責任感才會有落腳點。”

參考資料

[1] 中國科學報，曾益新院士：醫學教育必須是精英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