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一天，北京大學的一間教室中擠滿了300多人。這里除了本校的正式學生外，還有百余位專程趕來旁聽的校外師生。上課鈴聲響起，一位50來歲、短平頭、架著一副玳瑁邊眼鏡的教授面帶微笑穩步走上講臺。他上身穿一件中式對襟短褂，下身穿一條肥大的布褲子，腳著黑色圓口布鞋，吹了吹袖口的粉塵，隨即開講。沒有擴音器、沒有現代化的教學設備，可整個課堂始終保持著一種聚精會神的肅穆，人人都悉心聆聽著。這樣使人著迷的課堂，正是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北京大學一級教授傅鷹在為化學系全體大一新生講授必修課《普通化學》，這也是他數十載教學生涯中的普通一課。“現時中國化學家的首要任務是幫助祖國發展工業和建立我們的化學”——秉持著這一理念，傅鷹開創了新中國的膠體科學領域。他赤誠愛國、嚴謹求實、高潔磊落的品格影響著一代又一代學生。

兩度歸來：“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國翻身”

1902年，傅鷹出生于北京的一個官宦家庭。年幼的傅鷹常聽身為外交官的父親痛心疾首卻又無能為力地說：“從康熙《尼布楚條約》到《辛丑條約》，每條都是中國吃虧。”宣統三年（1911年），9歲的傅鷹在上海看到公園門口的牌子上赫然寫著“中國人與狗不得入內”，深深刺痛了他的心靈。1919年，傅鷹考入燕京大學化學系。受五四運動和《新青年》等進步雜志的影響，他決心為中國的尊嚴發憤圖強，立志走科學救國的道路。

1922年，傅鷹考取公費留學名額，赴美國密歇根大學深造。他常常只帶一些面包和咖啡就鉆進實驗室，整天整夜地做實驗，困了就在長椅上躺一會兒，有時兩三天都不出來。在實驗室外，傅鷹也努力汲取知識。1930年，同在密歇根大學學習的吳大猷發現，他所借閱的每一本書的借書卡上幾乎都有傅鷹的簽名，因而戲稱自己“最早認識傅鷹先生是在密歇根大學圖書館的借書卡片上”。在導師巴特爾教授的悉心指導下，傅鷹刻苦鉆研膠體化學，他的研究成果震動了美國化學界，成為吸附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1928年，傅鷹獲得博士學位。他拒絕了美國著名化學公司的高薪聘請，于1929年回到祖國。他先后在東北大學、北京協和醫學院、青島大學、重慶大學、廈門大學等校任教。其間，他與學成歸國的大學同學、有機化學家張錦結為伉儷，兩人被譽為“一對布衣教授”。

1944年底，因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和反動深惡痛絕，傅鷹再度赴密歇根大學從事研究工作。這一時期是傅鷹科研生涯的黃金時期，他極大地推動了表面熱力學這一化學熱力學新分支的發展，研究成果被寫入相關教科書和專著。

當時傅鷹在國際化學界的聲望越來越高，但他始終記掛著苦難中的祖國。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渡江時敢于對企圖進行干涉的英國軍艦“紫石英”號打炮還擊，這使傅鷹深受鼓舞，他看到了中國的希望！“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國翻身”。帶著這樣的理想信念，傅鷹毅然放棄了美國優越的科研條件和優厚的生活待遇，于1950年8月登上“威爾遜總統號”客輪，回到了闊別已久的祖國。

填補空白：創建中國第一個膠體化學教研室

傅鷹第二次回國時，正值新中國科學事業的拓荒時期。他下定了“不怕沾污雙手和攪痛腦筋”的決心，為消滅祖國科學事業中的空白點奮力耕耘。傅鷹敏銳地指出：“在一個正在進行工業化的偉大國家中，膠體科學一定會起重要作用。”他認為，高分子、乳狀液、凝膠、氣膠、膠狀電解質等膠體科學人才是工業建設中急迫需要的，“作為高等學校的教師，我們的神圣任務就是培養這些人才”。

1954年，傅鷹在北京大學創建了中國第一個膠體化學教研室。他通宵達旦地編寫了急用的《膠體科學》講義，親自為進修教師和研究生上課并批改習題。一方面，他繼續在他擅長的表面化學領域指導學生深耕，另一方面，組織力量開拓探索國內尚屬空白的多種膠體體系。在傅鷹的培養下，第一批膠體科學研究生畢業后進入山東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等重點高校和研究單位工作，成為新中國膠體與表面化學研究的骨干力量，為膠體化學學科的奠基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傅鷹善于從生產實際中尋找科研課題，他認為，“研究的題目主要是祖國的需要和自然的現象給我們提出來的”。傅鷹希望導師在給研究生選題時“首先考慮國家建設中的需要”，有些“題目的經濟價值比理論上大可發展的還大得多”。同時，他呼吁學生“將我們的興趣和祖國的需要結合起來……在國家急需解決的無數問題之中選擇一個最合乎我們的訓練和興趣的研究題目”。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化學家唐有祺評價道：“傅先生才是一位大科學家。書教得好，科研做得精，有遠見，有膽識。當初是他把膠體科學的各個領域都帶動了起來。他是新中國膠體科學的主要奠基人。”

傳道授業：“大匠能與人規矩，不能與人巧”

“我回國后，主要從事教學。我要用我學到的東西，培養更多的新人，讓他們為祖國的科學事業作出比我更大的貢獻！”在第二次回國后的近30年中，傅鷹始終堅守初心，他曾講授普通化學、物理化學、膠體化學、化學熱力學、化學動力學、統計力學和吸附作用等課程。有學生說：“在中國化學界很難找出第二位像傅先生這樣學識淵博的學者了！”

傅鷹認為，承擔基礎課的教學任務是大學教授義不容辭的工作。他視講課為藝術，既精選內容，又講究方法。許多學生表示，聽傅鷹先生的課不僅是學習，而且是享受。在講授晶體化學時，傅鷹多次與晶體化學專家唐有祺討論，以進一步充實自己的講稿。但實際上，傅鷹在晶體化學方面的造詣頗深，這些討論是為了使學生有更大的收獲和把課程講得更好。傅鷹還自己刻寫講義。有時，學生們上課時拿到的是傅鷹剛剛刻印好、帶著油墨味的講義。有學生說，幾十年來，其他書籍都丟棄了，卻唯獨精心保留著傅先生的講義。傅鷹在課上多使用討論式、啟發式的教學方法。他總講些科學史上的小故事，以使大家了解科學知識生產的過程，因為“科學只能給我們知識，而歷史卻能給我們智慧”。 

傅鷹重視實驗，他常說：“化學是實驗的科學，只有實驗才是最高法庭。”他教導學生只有“系統地和徹底地做實驗，并輔之以理論，才能發現真正重要的事實，解決在科學和經濟中的重要問題”。同時，他也高度重視理論，他常說學化學的人要多學一些物理和數學。

傅鷹認為，教學之本在于教材，他花費大量心血編寫教材。他強調：“課本編者任務之一為激起讀者深入鉆研之愿望。若無不滿之感，何必鉆研，更何必深入鉆研？因此若一書只述成就而略問題，使青年讀后有大局已定，從此英雄用武無地之錯覺，則即使邏輯嚴謹，條理清楚，編者似尚未盡責也。”因此，他格外重視在教材中介紹前沿課題和熱點動向。

傅鷹曾寄語青年：“‘大匠能與人規矩，不能與人巧’，只有挽起袖子來，埋頭苦干，處處留神觀察所得的現象，才能有結果。”他重視培養學生的科學興趣、科學思維、科學精神和獨立工作的能力。他常說：“科學的進步是建立在精益求精的基礎之上的。”他的課程結業考試多是開卷考試，目的是鍛煉學生應對實戰的能力。有學生說：“幾十年過去了，許多具體內容也許已經遺忘，但傅先生教給我們的科學思維方法還深深刻印心頭，并在當今自己的科研教學工作中發生作用。”

謙遜磊落：中國知識分子的光輝典范

“追求真理，光明磊落，赤誠愛國，學子楷模”——這是兩院院士朱光亞對傅鷹的評價。除了先進系統的科學知識外，傅鷹謙遜磊落的品格是他留給科研界的最大財富。

傅鷹為人謙遜。第二次回國時要填學歷表，他并未詳細介紹自己的學術成就。直到1954年，一位前來講學的蘇聯專家向接待人員打聽“Fu Ying”，說自己讀到過許多“Fu Ying”的論文，希望能夠拜訪“Fu Ying”。相關部門這才知道傅鷹在國際化學界的崇高聲望。

傅鷹編寫的教材從不輕易出版，他常常告誡大家：“寫教材一不要為名，二不是逐利，唯為教學和他人參考之用，切記認真，馬虎不得。”1963年，在《化學熱力學導論》即將出版之時，他堅持要把“傅鷹著”改為“傅鷹編著”。他詳細列出了參考文獻，并指出：“若此書中偶有可取，主要應歸功于上列諸家；若有錯誤，點金成鐵之咎責在編者。”《大學普通化學》傾注了傅鷹數十年的心血，他邊講、邊寫、邊改。而這一經過兩次鉛印、培養過數代學生的教材在他逝世后才正式出版。

傅鷹赤誠磊落，他不忘在黨的領導下實現建設社會主義偉大國家的理想，對祖國的科學教育事業提出很多中肯的意見建議。傅鷹是較早提倡在高校中將教學和科研緊密結合的學者之一。1955年，傅鷹在《高等學校的化學研究——一個三部曲》一文中對高等學校的領導、教師和下一代學生提出了意見建議和殷切希望。唐有祺曾說：“作為一個學者，傅先生既是學有專深的物理化學家，而且還是一個興趣廣泛、知識淵博和閱歷很深的教育家。我知道，他對我國如何辦大學，特別是辦好研究型大學是早有向往，而且也有過一些遠見卓識的。”傅鷹在工作中實事求是，誠懇善意地直言獻策，多次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肯定和關懷。他一生勤勤懇懇、兢兢業業，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光輝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