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家軍提出，深刻把握創新制勝工作導向，以更大決心更大力氣推動科技創新，加快建設具有全國影響力的科創中心，為重慶高質量發展提供強大支撐，為建設科技強國貢獻力量。

早在2022年12月8日，“成渝灼見”公眾號刊發《一個老重慶對履新書記的三大期待》，其中的第三大期待正是“做強重慶高等教育、科技創新、文化軟實力”。

元旦前夕，“成渝灼見”公眾號推出“我有話對新書記說”第2篇文章：《連高校高知都保守，就別指望城市蛻變重生發新芽》（以下簡稱《發新芽》），引起重慶市組織系統與在渝高校部分專家關注。

新年元旦前夕，籍貫重慶南岸、本科就讀于重慶大學，曾擔任過重慶大學副校長，現任長三角國家技術創新中心主任的劉慶教授拋來3個問題，針對重慶市全域創新資源整合，讓高校與龍頭企業產學研一體化布局能夠與沿海省市看齊靠攏。

劉慶

“重慶是我的家鄉，2014年底離開重慶到長三角后，我也時不時回重慶作學術和工作交流。這3個問題，姑且作為給市委書記袁家軍的見面禮，希望家鄉的創新工作能夠借鑒一些長三角的經驗，更好地賦能重慶市優勢產業集群，更好地促進重慶高質量發展，進而在全國、全球形成一定的影響力。”

劉慶教授出生于1964年，1984年從重慶大學畢業后，經歷了七八年上一個臺階的成長，哈爾濱工業大學讀碩讀博做講師，1991-1993年北京科技大學博士后期間就被評為副教授。

1999年，在丹麥Riso國家實驗室做了6年研究員后，他回國到清華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系任教授、博導，曾任清華大學金屬材料研究所所長、先進材料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副主任，專長于金屬結構材料和高溫超導材料研究。

2006年，受重慶大學時任主要領導的邀請，劉慶回到故鄉，先后任重慶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院長、校長助理、副校長兼工學部主任和重慶自主品牌汽車協同創新中心主任等職務。

2014年，劉慶受邀到南京主持江蘇省產業技術研究院（江蘇產研院）工作。江蘇產研院作為江蘇省科技體制機制改革的試驗田，定位于科學到技術轉化的關鍵環節，著力破除制約科技創新的思想障礙和制度藩籬，打通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通道。劉慶擔任院長的江蘇產研院2018年被江蘇省委省政府評為改革開放40年來做出突出貢獻的20個先進集體之一。

2020年起，在科技部的指導和上海江蘇浙江安徽一市三省政府的支持下，劉慶又帶領團隊按照“研發作為產業，技術作為商品”的理念，在整個長三角區域構建一個集創新資源、研發載體和產業需求于一體，產學研深度融合的產業技術創新體系。

2021年6月，總部設在上海張江的長三角國家技術創新中心揭牌成立，劉慶任該中心主任和上海長三角技術創新研究院院長。

目前，長三角國創中心已擁有90余家分布在不同領域等專業研發載體（合計研發人員超過1500人），累計與海內外各超過70家一流高校和創新組織建立戰略合作關系，建設了7個海外合作平臺（含4個孵化器），與近300家細分領域的龍頭企業建設了企業聯合創新中心。

可以說，長三角國創中心正以一體化的思路和舉措，以推動創新要素在更大范圍暢通流動為抓手，把提供高水平科技供給、支撐高質量發展作為根本任務，成為實施創新驅動戰略促進長三角一體化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引擎。

翻閱履歷，劉慶在重慶大學學習、工作12年，其中后幾年還曾擔任分管科技工作的副校長。在前幾天的溝通交流中，他拋來3個真知灼見式的問題。

NO1 重慶各區縣領導為什么追求科技創新的氛圍不如江浙一帶濃？

劉慶教授講，他在重慶大學工作8年間，幾乎不認識各區（縣）分管科技工作的副區（縣）長、科技局局長，他們也幾乎沒有專門到重大來尋求科技創新的合作。不過，有一次例外，那是2009年后，劉慶教授母親的老家——南川的區委書記王永康找過他。因此，劉慶印象特別深刻。

要知道，時任南川區委書記的王永康當時還兼任浙江省寧波市委常委，前一職務為其掛職。掛職結束后，他任浙江省麗水市長，后又升任浙江省委常委。可以說，就這僅有的一次，還與王永康是從東部沿海省市來的干部履歷有關。

“我到了江蘇后，情況完全不一樣了。”劉慶說，江蘇產研院院長沒有任何級別了，但就是有很多地級市、縣級市分管科技的副市（縣）長、科技局局長、部分產業園區管委會的領導，包括很多曾經從江蘇組團到過重慶大學交流的老朋友，總是希望與江蘇產研院交流，溝通江蘇產研院及其建立戰略合作關系的高校院所最近有沒有可以產業化的科研成果、技術發明？還經常有江蘇地方的領導委托劉慶聯系重大、川大和重慶理工大學等高校，要到這些高校來訪問交流尋求成果到江蘇去落地轉化？2014年到了江蘇后，劉慶教授發現這已經是常態，非個別區縣市的做法了。

這反映了地方領導對接高校、科研院所對研學產的迫切心情，也反映了地方產業發展對創新項目、對科技需求的迫切心情。

來源/研究院官網

而這種追求科技創新的市場、氛圍與土壤，在重慶，不論是地方政府、園區管委會，還是大中型企業就沒有這么強烈，這方面確實存在差距。

劉慶教授到江蘇后，重慶大學汽車工程學院原院長郭鋼教授曾多次考察江蘇產研院的內在邏輯與運營機制。他認為，此舉超前重慶十年，其運作類似于打造長三角的“硅谷”，打通研學產—產學研的創新鏈條。

郭鋼教授還介紹，這些年江蘇省組團到重慶大學來，不僅僅是交流，而是一種前瞻式的招商，從過去的項目招商、產業招商、產業鏈招商，升級為招商引智。他們已經提前介入、積極主動對接各大高校、新型研發機構正在攻關的科研項目，提前謀劃地方具有內生動力的研學產項目。

從這個角度講，重慶市與沿海相比，硬件條件差不了很多，但在意識、思想、觀念上差距仍然存在。

NO2 重慶引進如此多產業研究院如何避免江蘇掉過的“坑”？

2017年，重慶市提出到2022年，斥巨資力爭引進國內外100所以上知名高校、科研機構等創新資源落戶重慶，以提高重慶本土教學和科研實力。

具體做法是，根據全市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圍繞先進制造、互聯網、大健康、新能源、新材料、生態環保、現代農業等重點領域，引進國內外知名高校、科研機構，合作建設一批創新平臺。

合作模式包括設立新型研發機構、共建聯合研發基地（中心）、建立科技成果轉化基地（中心）或技術轉移轉化服務機構三種模式。

截至目前，包括中科院、北大清華、中科院大學、上海交大、同濟大學、南京大學、華中科大、哈工大、西北工大、北京理工等知名高校、科研院所來渝設立創新研究院、產業研究院等。

來源/科技日報

在劉慶教授看來，這一過程是江蘇曾經全部走過的路，過去約二十年時間，江蘇全省幾乎將中科院各大科研院所一網打盡，加上其他高校設立的機構，高峰時這樣的研究機構全省有近千家，但大部分研究院所都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原因正在于，地方政府剛開始看重的是高校、科研院所的牌子，專家教授的名號，非其支撐創新研究院、產業研究院的學術帶頭人+產業領軍人，同時沒有時間、也沒有能力對來建設研究院的團隊及技術進行專業化的評判，也就不可能形成良好的以項目為載體的可持續發展機制，財政補貼一旦花完，研究院也就運作不下去了。重慶市一定要避免掉進這樣的“坑”，再不能把有限資金花在建設更多產業研究院這樣申請財政補貼的蛋糕上，而是大家都要將有限的財政資金作為城市產業行軍打仗的糧草。

而要做好一件事情，光靠財政不停投入，自身缺乏造血功能，肯定難以為繼。因此，作為地方政府，作為知名高校與科研院所，兩邊都應該思考好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通過產業研究院的平臺，實現研學產一體化的造血機制、滾動發展的問題。

《發新芽》中講到，重慶主城一些區近些年搞了很多研究院，一個研究院動輒投資上億元，但沒有真正帶來產業的創新、人才的引進。主城某區的朋友表示，那是賠本掙吆喝。之前的預算比實際投入大多了，直接把當時的一把手嚇倒了，現在的投入還是對預算砍了又砍的。

劉慶教授講，在他這些年回渝的多次交流中，他反復提醒最多的就是這個觀點，這么多研究院的機構與平臺，不能僅僅是奔著自身學校學科發展去尋求地方經費的支持，更是為了將人才培養與重慶急需發展的龍頭產業的技術需求真正結合，才能實現產學研一體化布局和長期可持續發展。

在具體機制上，劉慶教授介紹了一個案例：2017年，北大分子工程蘇南研究院簽約、揭牌，目標是打造“世界領先、國內一流”的現代化科技產業創新基地。

來源/常熟科技常創常新公眾號

在磨合一年多后，在涉及研究院的運營公司由誰來控股的核心問題上，劉慶向江蘇常熟和北大等方面反復做工作，最后各方決定由管理層+技術骨干控股，這可能是目前較合理，也最能調動各方積極性的方式了。

人才是推動科創一體化、深化產業協同的關鍵。作為站在前沿的科研人才和團隊成員，他們非代表某個老板，也不代表國家或政府部門、事業單位，團隊控股的運營公司不僅擁有研發機構的運營權，還擁有成果所有權、處置權和收益權。運營團隊因為股權的激勵，把北大蘇南研究院當成自己的事業來做，為研究院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根本的保障。按時任北大校長林建華的話來講，“蘇南研究院很可能成為北大未來最成功的產業技術研究所。”

NO3 有限的財政資金如何撬動科技創新產業振興？

不論是站在地方經濟發展、產業聚焦的角度，還是增強企業創新動力、創新活力、創新實力的角度來說，企業是創新主體，這已成為從上到下的定論。

但在實踐操作中，發揮企業主體作用，需要政府及其相關部門支持和引導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

后疫情時代，各地方財政吃緊，尤其需要考慮如何將有限的財政資金撬動以企業為主體的科技創新，支撐產業高質量發展？

來源/重慶高新區管委會

劉慶教授認為，這就需要改革現有的科技補償體制機制，改變過去以擅長項目好中加好，而短板、卡脖子項目不能有效突破的做法，改變會編故事就能申請科研項目的功利性做法。

具體如何改變？那就是讓龍頭企業、領軍企業牽頭，針對其急需解決、而單憑企業自身解決不了的瓶頸技術為核心需求，企業帶頭掏錢，財政匹配相應的資金，通過揭榜掛帥的方式，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讓能夠干活、敢揭榜的第三方來創新攻關，在評審時，可在專家初審的基礎上，最終讓龍頭企業、領軍企業說了算。畢竟，沒人愿意掏錢使用這項技術，那我們為什么要做這個技術創新？既然企業愿意掏錢買單買技術，就應該賦予它一定的自主權。

具體操作上，由政府、龍頭企業與第三方研發團隊簽署三方協議，明確責權利。此舉可解決政府投入只解決錦上添花摘桃子，不雪中送炭送溫暖的導向性問題，又可解決科研技術成果轉化的問題（此問題因是龍頭企業急需解決的，有了成果自然會應用，也就不存在科技成果需要轉化的新問題了）。

總之，這些都需要一定程度上打破現有的一些科技評審機制和科技補償的體制機制，并作一些創新。但為了一個地方的科技創新、產業振興，這種嘗試、探索是值得的，也是遲早要邁出這一步的，就看哪些省市走得快人一步。

來源/筑訊網

劉慶教授說起自己決定從重慶大學到江蘇產研院工作時，那句讓他動心的話：談論一個地方科技的發展，不光是看科技投入有多少，更關鍵是看這個地方的創新環境和氛圍，能否吸引更多的企業和人才走上創新之路，科研經費只是一個“引子”。

他認為，目前能有機會在長三角耕耘一塊科技體制改革的試驗田，比當一個大學副校長更適合他，也更有意義。他希望，老家重慶也能有這樣的改革試驗田。